回顧2018年，中國宏觀經濟呈現三大超預期特征，分別表現在外貿、投資和消費領域。

1)美中貿易爭端迅速惡化，市場對出口前景預期悲觀，而3季度以來出口卻超預期高增。

2)基建投資超預期下滑，貨幣邊際放松成效不彰。

3)社零增速持續回落，但消費對GDP貢獻提升。三大超預期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?

展望19年，中國宏觀經濟前景又會產生怎樣的變化?

發達經濟體內需增速趨緩，貿易爭端或長期化。

貿易爭端的根本原因是各地金融危機之后，發達經濟體內需增長中樞的弱化，集中體現了發達經濟體普遍高杠桿、逐步收緊的貨幣環境等對內需增長的抑制。美國等發達地區開始激進爭奪海外市場，各地貿易進入“存量博弈”，貿易爭端或長期化。

貿易摩擦沖擊中國出口，但不應過度悲觀。

美國已實施的對華征稅清單已盡量避免覆蓋消費品領域，若進一步擴大征稅范圍，則將對美國居民消費產生明顯沖擊，預計概率不大。考慮美國需求趨勢、基數效應等因素，我們發現已經于前期加征25%關稅的“500億美元”清單商品，對美出口同比增速下滑約20個百分點。而“2000億美元”清單可替代性較低，加之近期貶值對出口的促進作用、以及“繞道”香港模式的出現，預計貿易爭端對我國出口增速的靜態影響小于2個百分點。考慮對其他市場出口增長、以及國內消費市場擴大的部分吸收作用，估算美中貿易爭端對19年GDP增速的總體影響為-0.4個百分點以內。

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：內需拉動制造業模式之始。國與國之間競爭的核心在于制造業。

中國曾在94-08年經歷了外需帶動制造業趕超的“黃金15年”宏觀經濟呈現出高增長、制造業占比持續提升、低風險、低杠桿的極為優化的宏觀發展特征。但隨著外需拉動模式式微，制造業發展有所放緩。而中國經濟在當前的高杠桿階段，再度遭遇較為嚴峻的外部沖擊，發展模式亟待第三次轉型，應轉向內需拉動制造業部門的發展模式，才有望實現穩增長和去杠桿、降風險并舉的更為穩健的經濟增長。

19年或實施向制造業傾斜的增值稅結構性減稅等政策，政府財政赤字預計將有所擴大。

我國在外需拉動模式形成之初，制定了結構性抑制制造業內需的差異化增值稅稅率，銷售或進口貨物增值稅(目前為16%)遠高于服務。預計19年這一抑制性政策將得到根本性扭轉，16%檔增值稅稅率可能出現3個百分點的下調(另外兩檔下調的迫切性相對較低)。其效果將大部分體現為居民購買力的增加，從而有助于進一步促進居民對工業制成品的消費。制成品消費市場擴大將部分緩解出口沖擊，并有望令制造業企業保持較為樂觀的投資預期。增值稅稅率下調可能帶來靜態政府赤字率擴大0.7個百分點左右，其中部分可能由以往財政結余資金彌補，財政預算赤字率可能擴大約0.5個百分點。此外，促進消費品市場的政策亦可能與貿易投資國際合作的深化同時展開，進口關稅稅率(特別是消費品)亦可能進一步下調。

預計19年GDP增速較18年下行0.3個百分點至6.4%。增值稅減稅或導致CPI同比增速略低于18年，但企業盈利不會受到負面影響。貨幣政策預計保持配合性寬松，數量型操作工具重要性仍然高于價格型工具，預計全年有200BP的降準空間。減稅和穩基建或令19年預算財政赤字率擴張至3.3%-3.5%。匯率方面，預計美元指數回落，中國國際收支流出壓力可控，人民幣兌美元預計穩中小幅升值至6.7-6.8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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